“我们”不是“我”


    从希区柯克经典的《爱德华大夫》(Spellbound)(1945)到最近的《布鲁克斯先生》(Mr. Brooks)(2007),电影艺术对多重人格展现的热情从未淡忘、消失过。而有了松鼠会上《真有人格分裂吗?》中事实性的回顾,我想大众对人格分裂——无论是之前的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MPD),还是写入到《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DSM第四版的现在的解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DID)——作为一种公认的精神疾病应该有了初步的认识。

多重人格的共存

    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存在身份共存。而身份与身份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无论是行为举止、书写笔迹,还是口音语调都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无疑增加了这类患者的神秘色彩,复杂的精神世界就像是《搏击俱乐部》中泰勒德顿做了一切杰克所鄙视,一切杰克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就像是《致命ID》中胖子精神世界的一次次符号式的仇杀。当看到《24重人格》中尘儿(或后面的喜儿)或是《千谎百计》(二季第一集)中的R.J.,我们在想是什么促成了卡姆和索菲产生了对立性别的人格?豆瓣上有篇帖子在分析《致命ID》中三个女性人格时,曾指出新婚的妻子是母亲结婚时的样子,一家三口中的母亲是自己的理想的母亲,而妓女则是心中真实母亲的样子。而究竟怎样就会产生出和希区柯克《精神病患者》一样的强势的母亲呢?有心理研究认为,80%的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都是幼年时代近亲(母亲或父亲)虐待(暴力虐待或性虐待)的患者,西斯比(Sybil)如此,《24重人格》中的卡姆也如此,童年的磨难让他们分离人格保护自己,这样才能让他们尽管痛苦,但不至于自杀。而电影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就好像地球上的大气压力,让人能够“正常”的生活。

    尽管是多种人格寄居在同一个身体内,但是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拒绝承认自己患有多重人格。无论是《千谎百计》中的索菲,还是《搏击俱乐部》中杰克都是努力地去否定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而绝不可能像《布鲁克斯先生》愉快地去接受自己内心中的“另一半”。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从首先的记忆不连续,到相互地批评,再到最后公开的大打出手。(《搏击俱乐部》)或者是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主人格举动不当时,产生人格间的相互戕害(《24重人格》)。

解离性身份障碍与精神分裂症

    影片和电视剧这两个概念的混为一谈,让大众并不真正清楚解离性身份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究竟有何区别。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如前所述会产生不同的人格,每个人格会产生意识共存,就像是心理某个角落在发出声音,有的时候会发生记忆丧失(记忆的不连贯),不同的人格分时间段接管身体。而精神分裂症则不会,病患仅仅是产生错觉,发生妄想,形成思维上的障碍。简言之,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对自己认识不清楚,而精神分裂症是对外界认识不清楚。《精神病患者》中的病人诺曼似乎是介于二者之间,挖出自己母亲的遗骸,装扮自己的母亲,而在斯坦福大学Lisa D. Butler和Oxana Palesh的研究中[1],他们将其归为人格分裂。《搏击俱乐部》应该算作是典型的人格分裂的佳作,从病情的开始到逐渐严重,以及最后的人格大冲突,都有着较好的描述,而《美丽心灵》则完好地呈现了纳什心中存在的三个朋友,从大学伙伴,小侄女到密探,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从影片上看尽管都是出于自己的心理保护的需要,但是,两种疾病的不同可以简单的视为,前者对内(创造“自己”),后者对外(创造“别人”)。

 

解离性身份障碍的治疗

    影片《搏击俱乐部》与《致命ID》和纪实小说《24重人格》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前者用暴力融合人格,而后者采用的是长时间的磨合,事实上,西斯比就是在心理医师的长达11年的资料下才融合了16种分裂人格,形成后来稳定第17种人格。影片《致命ID》寓言式的结尾也对心理医师的“暴力减少人格”的治疗方式给了否定 的回答。而卡姆的亲身体验也是,斯威奇的自我戕害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否定自我,拒绝接受疾病的态度无疑将会加重病情。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影片还是小说都强调了社会对于患者身心改善的影响。前者的临终关怀聚会,后者的妻子和儿子的巨大支持以及地区的患者聚会交流,都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人格分裂患者的心理需求;反之,如果遭到社会的拒绝,离开了关怀聚会,离开了妻儿,内在的暴力倾向将不是戕害自己,就是迫害社会。

大众的担忧

    当70年代《心魔劫》(Sybil)在美国热映结束,广大的美国群众陷入了一种对自身内心状态的担忧,纷纷走进了心理咨询室。这种强烈的关注最后也促成了《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对解离性人格障碍的清晰定义以及诊断说明。

    类似的情况也悄然在中国当代社会上演,《蜗居》的压力,“五子登科”的梦想生活让每一个中国人告别了洋洋洒洒的青春,整日在思考自己是否也是心理有病。矛盾的心理状态,不稳定的情绪让他们怀疑自己是否也患有解离性人格障碍这种传说一样的疾病。

    事实上,这种担忧无疑杞人忧天。当常人在考虑事情,出现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时,往往会在经过矛盾、斗争,采用最优、最有利的想法。而这时人的思考是完整一致的,并不能比作卡姆不同人格在笔记本上的争吵,因为我们从未脱离过自我的主体意识,而整个的思维过程并不存在记忆上的不连续性,就好比走迷宫一样,在经过几次尝试之后终将达到目的地。

    1973年,APA投票表决标志着《心理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将不再视同性恋为一种精神疾病,这是一种认识水平的提高,一种社会文化的进步。然而不管怎样,心理疾病患者都需要得到社会的了解与关爱。

参考读物

[1] L. Butler and O. Palesh, “Spellbound: Dissociation in the movies,” Journal of Trauma & Dissociation, vol. 5, no. 2, pp. 61-87, 2004.

[2] B. V. Poseck, “I was the murderer! Or the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in the cinema,” J Med Mov, pp. 125-132,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