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救灾汶川需谋久远



    “汶川大地震后的这一年,与如火如荼灾后重建工程相比,精神上的重建工作应该说才刚开始。” 

    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河北理工大学退休教授、中国地震社会学奠基人王子平认为,“精神救灾是一项漫长、深入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共同努力。” 

    5月9日,这位“中国地震社会学第一人”在河北唐山的寓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安康阿姨是个重要角色 

    身为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和幸存者,王子平对四川灾区重建,特别是精神方面的重建工作非常关注。 

    在他看来,“5·12”汶川大地震震后一年,心理专家、医学工作者以及志愿者们采取的系列心理干预措施,在帮助灾区人民走出情感伤痛方面,收效显著。 

    “人的生存主要来自两种力量的支撑: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二者缺一不可。大地震摧毁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同时被摧毁的,还有人的精神世界。后者的重建,有时甚至比前者更重要。”他说。 

    位于我省日照的安康家园,从去年6月3日起,接收了522名四川灾区的孩子,其中338名是地震孤儿。有关的跟踪记录显示,这些孤儿刚来时,其应激后心理障碍发生率高达11.08% ;而今年2月,这个数据已经降低到了3%。 

    王子平认为,数字的变化,显示了灾后心理干预所取得的成效。 

    据了解,为了重建震区儿童心理,安康家园从天津、北京等地请来专业心理专家,为孩子们进行心理治疗。负责照顾孩子们生活起居的“安康阿姨(叔叔)”,上岗前也要接受专业的心理培训和辅导。 

    “与唐山大地震之后的集中式孤儿安置相比,日照安康家园虽然沿用了集中抚养的模式,但也在不断完善,纳入了家庭抚养的部分因素。比如,安康阿姨这个角色的设置很重要,尽管孩子们称她为阿姨,但实际上她们已经部分地承担了母亲的责任。这一点,有助于弥补唐山大地震后孤儿安置方面的不足:集中式安置易造成情感发育不完全、性格怪僻等等。”王子平说。 

    精神救灾并非简单心理干预 

    “精神救灾不是简单的心理干预,而是要给人们重新树立起一个新的目标和信念,在精神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心理干预只能让人暂时摆脱悲痛,却无法解决属于精神层面更深层次上的问题。”王子平强调,心理干预只是精神救灾的初级阶段,即通过安抚和鼓励等手段,抚平人们情感上的伤痛,摆脱悲观失望情绪等等。而要想真正做到精神救灾的目的,还必须进入到第二、第三个阶段。 

    而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自杀,也让王子平再一次认识到“ 精神救灾”的刻不容缓。 

    2009年4月20日,距离“5·12”汶川大地震1周年仅22天,冯翔在家中用一根红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33岁。 

    而此时的汶川,尽管地震造成的创伤仍在,但重建的工作进展迅速:新的房子、新的校舍、新的家庭……美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冯翔生前曾参加过灾后重建干部心理培训,但这些培训没能阻挡他轻生之路。 

    “对冯翔而言,儿子是他精神世界的支柱,失去了儿子,也就意味着原来那个精神世界被毁了。心理培训虽然帮他暂时摆脱了悲痛,重新投入工作,却没有为他找到新的精神支撑。因此它所能给予的生 

    命力也是非常脆弱和有限的,随便一个偶发的事件,不管是工作压力或是其他,都有可能刺激到他,让他放弃生命。”王子平认为。 

    重组家庭唐山震后是个镜鉴 

    今年4月26日,北川县委县政府在擂鼓镇吉娜羌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体婚礼:20对新人基本都是“半路夫妻”:或者双方都在地震中不幸丧偶;或者一方丧偶、另一方未婚或离异。在北川县曲山镇担任婚姻登记员的罗莉记得,震后第一波结婚的高潮是从2009年春节开始的,速度成几何增长。 

    30多年前,同样的重组热潮也在唐山大地震后上演。王子平至今仍能清楚记得,在唐山大地震后半年左右,唐山也迎来了类似的家庭重组高潮。一些在地震中不幸丧偶的男女迅速结合组成新家庭。到1978年底,唐山未再婚的地震丧偶者已经不多了。 

    而无论是30多年前还是今天,这些震后重组家庭的结合速度都超乎寻常,其中不乏相识多年的老邻居、老朋友甚至沾亲带故变成夫妻的例子,从认识到领证大多都不过几个月时间,有的甚至经人介绍认识不到一个月就领了证。 

    “应该说,不管男人还是女人,这个时候心灵都很脆弱,地震造成的突然‘空窗’让他们很不习惯,总是一个人也很容易沉湎在过去的悲剧里出不来,互相搀扶有助于走出地震给两个家庭造成的心理阴影。”对于震后不久即出现的重组家庭现象,王子平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但王子平也有些担心,这些过于匆忙和因现实原因而“凑合”的婚姻,会不会也像当年的唐山大地震之后一样,很多人在重组后不久又解体?据唐山市民政局资料,截至1986年底,唐山震后重组家庭共有8000余户,重组后又解体的有2300户,占重组家庭的29%。重组家庭的解体高潮出现在震后三年。 

    而此时汶川出现的“试婚”现象,似乎也表明不少当事人也对重组家庭后的幸福缺乏信心。 

    来自北川县民政局的数据显示,到今年4月中旬,在北川民政局登记结婚的重组家庭达300户。而这个数字,还不算那些正处于“试婚”状态的“准重组家庭”成员以及那些还在苦苦寻觅的人。 

    “震后重组家庭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震后所有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都会在重组家庭中找到,对他们而言,精神救灾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在感情基础薄弱、经济条件等各种现实问题的困扰之下,即使双方有共同信念和奋斗目标,实现起来也困难重重;而如果没有精神世界的重建,重组家庭就更不可能真正地走向幸福。”王子平说。他举例说,有些重组家庭中的一方或双方,会不自觉将新人与旧人做比较,继而产生不满、后悔的情绪;也有一些家庭,在重组之初就出现婚前财产分配矛盾、与继子女相处困难等问题,而这些都可能导致重组家庭重新解体。 

    弥合创伤不能急于求成 

    “精神救灾需要专业的心理工作者,但也不能单靠少数心理工作者就能够完成。事实上,在进入精神救灾的第二个阶段以后,虽然仍需要专业人士提供心理安抚和疏导,但更需要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完成。这时候,来自家人的关爱也更为重要。”王子平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来自家庭成员内部的鼓励支持,共同寻找新的生活目标;也需要工作单位等社会群体创造积极的环境,合理有效的引导;还要充分发挥媒体作用,通过新闻报道、影视作品鼓舞人心。此外,精神救灾还需要社会提供物质保障,因此,必须切实解决灾民生活上的困难。 

    “精神救灾是长久深入的工作。过去一年做的主要是第一阶段的事情,现在正面临怎么去启动第二、第三个阶段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 

    那么到底需要多长时间?王子平说,地震14年后,他做的“听到外地人议论唐山地震时你的感觉”的调查仍显示,约有3/4的人回答感到讨厌或心里不是滋味;20年后,他再访幸存者,地震后遗症或多或少的保留在一些人的身上;30多年后,也就是去年的“5·12”汶川地震发生时,依然有不少唐山人因为汶川地震引发了地震后遗症,不堪刺激住进诊所。 

    “唐山地震死亡24.2万人,伤70.3万人,伤亡人数比汶川地震多得多。但是,如果就精神救灾的层面而言,汶川地震灾后面临的精神重建问题,只会比唐山震后更加复杂。因为唐山大地震还处于“文革”后期,人们的思想都很简单,物质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各种情况远没有今天这么复杂,灾后恢复和重建也比较容易达到目标。因此,要彻底走出地震造成的精神创伤,可能也需要比前者付出更多的努力、 花费更长的时间。”他说。 

    在王子平看来,把精神世界的重建过程看得长一点、复杂一点是必要的。“精神世界从破坏到重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无形的精神伤害往往比有形的物质伤害更难以恢复,精神救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让一切焕然一新恢复如初了,根本不能急于求成。”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