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过,就不会忘记


  安是我的中学同学,1.80米的个子,坐在最后一排。我是初二转学插班与安同班的。因为我的个子在女生中是最高的,所以老师就安排我坐在最后一排,与安隔了一个过道。那时男女生之间很少说话,况且我的性格很内向,更不会主动跟男生说话。就这样,初二的上半学期,不要说与安说话,我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我是团员,而且学习成绩在班里比较好,不久就当了团干部。而安的学习成绩却在慢慢退步,于是老师就安排我和安组成“一帮一”,让我帮助安学习。这样,我就有了与安说话的机会。

  每当我与安谈话时,他总是不言不语地认真听着,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在听老师的教诲一样,最后总是说一声“晓得了”。然后学习成绩就好一点,接着又慢慢退步,于是再找他谈话,然后又好一点。就这样周而复始,我真拿他没办法。后来听同学说,安在初一的时候学习成绩虽然不是班里的佼佼者,但还算是好的。我就在心里骂他:无可救药,白长个脑袋,不为自己争气,也不给我面子!到后来,我看他实在没什么长进,就要求老师给我掉换了帮助的对象。安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一个“差生”。

  我们66届初中毕业时,正是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的时候。虽然那时还没有上山下乡“一片红”,但作为班里的团干部,我带头报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军垦。当红榜贴出来时,我看到安的名字也在里面,感到很惊讶,心想:凑什么热闹,冤家路窄!但是,在六天六夜的路途中,安就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使我对他的印象多少有了些改变。

  我们学校的同学都分配在工程连,包括我在内一共五位同学编在一个班。于是大家就学着武侠小说那样拜把子,出门在外好相互有个照顾。我们按年龄排行,我的年龄最小,就叫“小妹”,安的年龄最大,就叫“大哥”。

  刚开始,我们工程连造房子是用镐刨、用锹挖地基。安见我根本不会使用铁锹,也没有力气挖泥,就叫我站在地基旁,他把挖好的泥放在我的铁锹里,再由我扔到旁边去。此外,我们还得给做泥水匠的老师傅搬砖、挑水、搅拌水泥等。我虽然个子高,但当时体重只有80斤左右,细条条地像根绿豆芽,担子压在肩上直打晃。安也是上海人,可不知因为他是男生,还是为了帮助我,他身上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力气,不仅干完自己的工作,还时常来帮助我。这样,我所负责的提供建材的区域,随时都会多出砖和水泥来。我知道这些材料都是安帮我运来的。那时,虽然我很感激安,但我觉得男生有力气,帮助女生也是应该的。何况,我曾经帮助过安学习,他现在帮助我劳动,就算是互相帮助吧。

  我清楚地记得,真正消除我对安的成见并且与他拉近距离的机会,完全是出于偶然。一天,安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个心里美,就是那种绿皮红心的萝卜,吃起来又脆又甜。工间休息时,安把萝卜放在大腿上削萝卜皮,嘴里叫着:“小妹,快过来,我削萝卜给你吃。”话没说完,只听得哎哟一声叫——水果刀切进了安的大腿!只见安的大腿上血像泉水一样汩汩地往外涌,我吓得脸色刷白,不知怎么办才好。可是安却很镇定地一边叫人找拖车,一边迅速解下自己脖子上的毛巾,紧紧勒在伤口的上方,然后在大家的帮助下去了诊所。

  连长很通情达理,让我们四兄妹分成两班,轮流照顾安。那天轮到我照顾安时,我问他:“你怎么会想到要来边疆的呢?你完全可以留在上海呀!”

  安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

  “我们班里有一个男生,他偷偷喜欢着一个新来的女生。这个女生高高的个子,文静的性格,加上她好学上进而且多才多艺,使这个男生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她。从此,这个男生上课时经常开小差,学习成绩也就不断下降。就在这时,老师让那个女生来帮助这个男生。男生忽然发现这是一个接触女生的很好的机会,就不断地给自己创造这种机会——功课时好时坏。这样,女生就经常找他谈心。每次听这个女生谈话,男生就觉得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本想等毕业后大家都工作了,男生就可以对她表白一切,谁知毕业时女生却报名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了追随女生,男生也毅然报名参加了军垦。”

  安平平淡淡地说完了这个所谓的故事,我却被深深地震撼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我为这个曾被我轻视的“差生”对我执著的爱而感动,久久说不出话来。这个“没有脑子”的安,竟不惜以自己的学业做赌注,又为了追随我而放弃了工矿来边疆参加军垦。

  就这样,我接受了这份真诚而执著的感情。那一年,我21岁。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我们连的驻地跟苏联仅一江之隔,因此很快就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我们每个知青都要经过政治审查,经批准后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兵团战士,扛枪站岗、参加武装训练。当时,谁被批准就说明谁没有政治问题,可我却没有被批准。于是我就去找连长询问,不想却被告知是因为我在“早恋”,“儿女情长”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不符合“革命战士”的条件。

  那时对于我们来说,“政治生命”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继续和安好,就意味着我永远不能光荣地扛枪、站岗。但是如果与安断绝情缘,我又于心不忍也不舍。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最后,“政治生命”在我的心里占了上风。

  于是,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去找安,没有说批准不批准参加兵团战士的事,而是说我们现在都还年轻,又是“大敌当前”,为了国家,还是等几年再交朋友为好,而且从今以后大家要少来往。

  安听了以后,半天都没说什么。看着他心情沉重的样子,我心里也很难过。但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我必须坚持自己的选择。安最后还是尊重了我的意见。

  从此,两个同窗求学又共赴边疆的同学,不再是扛着扁担拿着铁锹,一路说笑一路回宿舍的好友,而是成了见面不说话的陌路人。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几个月。也许是为了不给我带来麻烦,也许是不能忍受相见时不说话的尴尬,安自己要求参加师部建设而离开了工程连。安选择了不辞而别。

  安走后,我命令自己忘记他。可是越想忘记,安的身影就越是在我的心里清晰可辨。这时我才知道,尽管我在理智上拒绝了他,但是在感情上,安早已在我生命的底片上永远定格了。我只能在心底默默地说:“对不起,但我不得不这样做。”后来,当听说安开始学抽烟、喝酒,还不断更换女朋友而落下了“社会渣滓”的坏名声时,我竟庆幸自己当时的决绝。

  1979年知青大返城后,我也回到了阔别13年的上海。以后在每次的同学聚会上,我都没有看见安,问同学们,也都不知道安的下落。

  忽然有一天,也就是与安分手30年后的一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刚“喂”了一声,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妹,我是安!你现在好吗?”

  我的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真是悲喜交集。悲的是一别数十年,青春已过,物是人非;喜的是在我走过曲折的感情之路后,还能听见当初最关心我的那个人的声音!但是我不知该怎么说,停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还好。”而实际上,我的生活和情感已是一塌糊涂。

  电话里,安又像当初那样平平淡淡地叙述着他的故事:他离开工程连后,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慢慢忘却对我的思念的,谁知始终不能忘怀。于是,他除了拼命干活,就是抽烟、喝酒,然后交女朋友。但是没有一个女朋友能够代替我而使他真正忘记我。直到听说我和“三哥”成了恋人,他才死了心,并且确定了女朋友。

  他说其实每次同学聚会他都知道,他不参加聚会,只是不想让我和“三弟”(即我的丈夫)难堪。但是他一直在默默地打听我的消息,关心着我的情况。现在,他是在听说我的家庭已经破裂,我一个人担负着养育儿子的重任后,才鼓起勇气给我打电话的。

  他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可我现在已经有了家庭,就要对家庭负责。我们之间已不可能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我仍然愿意为你做点什么,就像当初那样帮助你解决困难,如果你还把我当成大哥的话……”

  这就是令我想起来就想掉眼泪的我的初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安,不会忘记他曾经给我的爱。现在,我只能和安偶尔通通电话,或借同学聚会时见见安,因为我们只是义兄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