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重建 心灵重建尤为重要


  

  “所谓的地震疯子、地震傻瓜,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上都是毫无依据的。”人们所谓的“因地震而发疯”的说法并不准确,因惊吓而出现行为紊乱、妄想等症状,可能是短暂的急性应激障碍,也可能是伴随终身的精神分裂,而后者作为一种遗传疾病,地震只是一种诱因。“就好比一个本身就有裂缝的花瓶,地震一摇,它就碎了。”  ——— 什邡市心理学会会长兰文玉大夫

  什邡市精神病院大夫尹华平前几天刚遇到她职业生涯里最奇特的病例:一个女人得了睡眠障碍,这好像都是地震的错,但说起来又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

  “一个30多岁的女人,失眠、焦虑、坐立不安。她在5·12大地震之前借了一笔钱给朋友,可这位朋友不幸在地震里遇难。当三年后她拿着借条小心翼翼地来到借款人的家里时,被朋友的家人狠狠地骂出去了。”尹华平说,这种羞耻感最终演变成精神疾病,但身边人都不能理解,三年前的地震如何能通过这么间接的方式影响一个人的心灵。

  什邡市精神病院在过去三年接收了71个重症患者,他们的病发被认为与地震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71人中有三个地震无名氏滞留在精神病院当中。在四川各地的精神病院,如绵阳五院、安县精神病院,都有大量无人认领的精神病患者存在。他们如今由民政部门供养,大多数对地震并无印象。根据四川省卫生厅的统计,截至2010年12月,全省确诊重性精神病人10.2096万,当中以住院病人为主。

  实际上,灾区的精神疾病“重灾区”并不是精神分裂或者重性抑郁,更多到诊所求诊的是看上去再正常不过的人们,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心理疾病与地震有关,只是觉得自己头疼、失眠或者腹泻。

  过去三年中,四川大学华西诊所心理卫生中心持续调查灾区心理卫生情况,调查了极重灾区北川、都江堰、青川三地的14617万居民。调查结果显示,灾民具有明显精神卫生问题的个体占总群体的8.25%,远没有震后预测的高。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灾区最为常见的精神疾病,而精神分裂等遗传性精神重症疾病的数字并无明显增高。

  无名氏们

  什邡市精神病院里有三个女病人,她们分别叫梁冬梅、秦可芳、张静。实际上,无人能确认这些名字是否属于她们,在病历卡上她们有着共同的称谓:地震无名氏。

  梁冬梅说自己今年冬天就22岁了,上过小学六年级,但这一切都无从考证,因为地震后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她的官方身份信息,也没有亲友来认领冬梅。她说不上是个漂亮的姑娘,黑黑胖胖的身躯,过大的脸盘,小眼睛。但冬梅是诊所里最讨人喜欢的人,无论是大夫护士还是病人,大家都喜欢她那低头间的羞涩和长时间挂在脸上的微笑。最重要的是,她很温顺、平静,这在精神病院里是最难能可贵的特质了。

  你已经很难想象她初来病院时的模样。地震后三天,她被什邡市救助站的人送到这儿来,衣衫不整,胡言乱语,没人能听懂她在说些什么,震后几天一直在街上流浪。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治疗后情绪日渐平静,甚至学会了洗自己的衣服,帮别的病人打饭。

  因为说话大舌头,她的话别人现在依然很难听懂。只有三个字梁冬梅吐字清晰干脆:晓不得——— 你家在哪里?晓不得。你父母是谁?晓不得。以前的事情你还记得吗?晓不得。当被问及与地震有关的事情,冬梅抬起头,小眼睛里透出比平日亮的光,几分钟的沉默后,这光亮熄灭了。她低下头轻轻笑了,“晓不得,我没见过地震。”

  秦可芳也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剪着极短的头发,但她性格略显暴躁,经常追着男人们要烟抽,对别的病人把私房钱藏在哪里了如指掌。张静是一个老太太,头发灰白,身形干瘦。她终日昏睡,偶然睁开眼睛,嘟囔两句谁也听不懂的语言,所以大家一致认定她来自某个少数民族。某天一个护士唤了她一声张静,她应了一声,从此那便是她的名字。

  由于无法找到她们的家人,无名氏们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地震孤儿”。什邡市精神病院副院长杜海英表示,地震半年后,诊所接收的发病与地震有直接关系的精神病人共71例,其中精神分裂症32例,急性精神障碍10例,抑郁障碍8例。而这71例病人,三年间陆续康复出院或者回家休养,如今只剩下梁冬梅、秦可芳、张静三人。

  “有很多地震后半年陆续送来的病人,由于我们无法确认他(她)是否因为地震发病,所以并没有计算入内。”杜海英说,地震当月一片混乱,很多病人送进来两三天就被家人接走了,只能承受150人的诊所配置,最高峰时接收了200多个病人。

  诊所为无名氏们寻亲动用了多种手段,在电视上发启事,去公安部门询问,还有网络寻亲。当一个个无名氏被领回家后,护士们已经不太记得秦可芳和张静是为什么被送进来的,她们已如院内的一花一草,是理所当然的存在。

 

  高危人群

  什邡市精神病院每月新增病人的数字一直在下降,从灾后半年的每月30人,如今已经稳定为灾前的每月15人左右。病人们也从帐篷、板房,逐渐住回了诊所的平房里,只有墙上那几条未修的裂痕咧着嘴提醒人们曾经的灾难。

  “所谓的地震疯子、地震傻瓜,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上都是毫无依据的。”什邡市心理学会会长兰文玉大夫表示,人们所谓的“因地震而发疯”的说法并不准确,因惊吓而出现行为紊乱、妄想等症状,可能是短暂的急性应激障碍,也可能是伴随终身的精神分裂,而后者作为一种遗传疾病,地震只是一种诱因。“就好比一个本身就有裂缝的花瓶,地震一摇,它就碎了。”

  据去年四川多家诊所联合发表的《汶川地震后重灾区人群重性抑郁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目前汶川地震灾区重症抑郁障碍终身患病率为1.36%,低于江西省2002年调查的抑郁障碍总患病率1.5%和2005年河北省调查抑郁症的患病率2.7%。而华西诊所在青川、汶川、都江堰三地所做的20万人框架调查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仅为272个,发生率并没有超过全国的普遍数字。

  “与地震无直接联系的各类精神障碍发生率,如精神分裂、躁狂、强迫症等,与国内常规资料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异。”华西诊所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孙学礼认为,与其关注一些极端案例,还不如更多地关注隐藏的“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没有任何特征,没有性别、年龄、职业、学历的差异,他们可能是经历过地震的任何一人。在地震中,都江堰市中诊所住院部大楼倒塌,29名职工遇难。今年,一位该诊所幸存的大夫在绝望中找到了孙学礼。“三年来他一直失眠,但并没有感到恐惧,所以不认为自己心理出现了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回避,不愿意面对当时的恐怖情景。”

  而一位安县的公务员被诊断为“社交障碍”,一到人多的地方就脸红心跳,无法坐车上班。可他到了成都求诊的时候,症状自然消失了。归根到底,是地震时他在七楼开会,往楼梯冲那一刻的拥挤所遗留下来的恐惧。

  中学地理老师对声响敏感导致无法上课,家庭主妇因为没办法独处而使婚姻几乎破裂。地震化身为失眠、抑郁、绝望、麻木,这些痛苦甚至可以潜入躯体,转化为身体上的疼痛,不分昼夜困扰着灾区的人们。

 

  慢性心理伤痛

  灾难后精神创伤被分为三个阶段: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慢性应激障碍。

  在精神病学界流行的观点是,人如果处于极端危险的境遇,思想与感情就会分离,以达到逃避或者反抗的目的;或者,如果我们已经成为了受害者,就会竭力抹杀残酷的现实,力图把它封存在意识和记忆之外。2008年5月,杜海英曾经治疗过一位老人,他拒绝承认自己经历了地震而被家人送来治疗。“悲伤的记忆封住了他孙女死亡的现实,暂时保护了他的理智。”杜海英表示,急性应激障碍往往在24-48小时后开始减轻,一般持续时间不超过3天。

  急性应激障碍常表现为焦虑、惊恐、敏感,由于地震后常有余震发生,人们如同惊弓之鸟,随时准备逃离高楼。儿童常表现为安全感缺失,依恋父母及亲人,哭闹,发脾气。有亲人或朋友遇难的人们常表现为无能为力,感叹生命的脆弱。

  人们可以把创伤性的记忆压制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最终记忆还是会浮现出来,并引起焦虑、抑郁,以及其他精神问题。一旦精神上的外伤演变成分裂状态,应激反应存在时间超过4周,大夫们开始考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的可能性。

  无法上课的地理老师、脸红心跳的公务员、以及持续失眠的大夫,都是PTSD的典型持续症状:警觉性增高;灾难场景不断闪回;回避灾难记忆。

  孙学礼表示,虽然当中很多都达不到疾病的标准,但PTSD的症状或多或少地表现在灾后三年来求医者的身上。“去年四川的汽车销售创了新高,很多人都说,灾害来了谁都挡不住,该吃的就吃,该享受的就享受。这好像是一种经历创伤后的豁达心态,但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逃避的心理状态,通过纵情声色回避灾难记忆。一些人酗酒,也是因为在喝醉后警觉点会降低,不会再想起地震时的情景。”

  PTSD通常在创伤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出现,但也可能在事发后数个月至数年间延迟发作。最为典型的是唐山地震孤儿,2006年,唐山市开滦精神卫生中心调查了260名地震孤儿,当中12%仍患有PTSD,此时距离灾难已经30年。

  “创伤记忆容易被某些因素影响而唤醒”,当时的唐山研究者在报告中写道,他们甚至记录了一个十年后忽然发病的案例:一个地震孤儿成年后故地重游,当时感觉好像窒息了,仿佛地震的情景再现。

  兰文玉称之为“扳机点”,熟悉的房屋、街道,儿时的游戏,品尝过的美味都有可能是“某些因素”。当周期性的症状缓解或消失的症状再次加剧,PTSD在经历多年不愈的慢性病程后,可以转变为慢性应激障碍,患者发生持久的人格改变,比如偏执、仇恨社会或者自暴自弃。“这是灾后精神创伤中最糟糕的一种”,兰文玉说,所有的精神科大夫都在尽量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中国式PTSD

  2009年,华西诊所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调研,分析评估汶川地震灾后受灾群体心理卫生状况。据这份20万人大样的调查显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仅为2%,不但低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小规模调查得出的12.14%,也远低于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和9·11事件后受灾人群的PTSD发病率。可从绝对数值来看,这4000人依然是个值得关注的数目。

  “灾区PTSD的数字偏低,一方面是因为灾后整个社会的关注度极高,这使灾民在心理上得到了纾解;第二是因为PTSD在中国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这和本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有关,按国际标准调查不出来。”孙学礼说。

  孙学礼指着他办公室里的椅子,“上周就有一个北川干部坐在这里,他看上去累坏了。但却没有办法停下来,震后三年日夜不停地工作,他的身体无法承受,心灵却像上了瘾,一停下就气短心虚。”

  “中国人倾向于隐藏自己情绪的习惯,而男性灾民更是容易为了面子而寻找其他宣泄途径,如酗酒、赌博或者打架。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可能PTSD的数字并没有那么低。”

  孙学礼三年来治疗了数百名灾区精神疾病患者,他认为三年之后,引发人们心灵动荡的应激源已经不是地震,而是因地震改变的社会格局。“地震只是提供了一个更容易发生问题的平台,里面夹杂了很多人文、社会的根源,这都是多年的沉淀。许多人是因为承受不了灾后变化的社会格局而产生了心理问题。”家庭关系、职场关系、社交关系都在三年前的5月12日轰然倒塌,并不是每颗心灵都能像灾区的建筑一样被迅速重建。